王道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研究
作者： 来源： 发表于：2021年01月01日 文章点击数：428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研究
王道正
从华夏历史厚重的土壤里诞生的人民政协，一定散发着黄土高原的味道，绽放着黄河文明的光芒，传承着民族优秀的文化。人民政协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以“和合”为主要特征的协商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积淀的体现，更是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光大，体现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在世界政治文化中大放异彩。
一、协商文化的源头活水
从未断代的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华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协商文化，新政协的实践极大地提升了协商文化，它们所蕴含的思想、理念、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源头活水。
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民为邦本”包括重民、爱民、顺民、富民、教民、乐民、用民，它形成了协商的民本文化。民本思想是历代英明的政治家所奉行的准则，它集中体现在儒家“仁”的价值观上。“仁”既是儒家的最高价值，也是最全面的价值。
在重民上，要求执政者树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贵君轻、若保赤子的重民理念。
在爱民上，要求执政者推行善政，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非善即恶，恶政害民。孔子列出了“四种恶政”：“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就是说对老百姓事先不教育就置于死地叫虐待，事先不告诫就马上要出成效叫残暴，事先下令可以缓慢执行却突然限期叫强盗，应当给老百姓的利益，但拿出去时吝啬不肯叫有司。
在顺民上，要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省开支、爱惜人力，征用民力要不违背农时。
在富民上，要求执政者宽徭薄赋、藏富于民，使“民有恒产”，“黎民不饥不寒”，“仓廪实而知礼节”；若官员聚敛钱财、与民争利，人民可以“鸣鼓而攻之”。
在教民上，要求教化民众、开启民智，“举善而教不能”。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仁善的执政者教育人民七年之久，才能够叫他们去作战；派没有训练过的老百姓去打仗，这是叫他们去送死。
在乐民上，要求“独乐乐，与人乐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乐，与众乐乐，不若与众”。
在用民上，要求尊贤使能，招纳贤士，为国求贤，认为“宰相必起于州牧，猛将必发于卒伍”，建立从社会底层选贤与能的制度。
政协委员来自于人民，来自各族各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政协的民本性。
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以和为贵”包括和谐为本、和而不同、和谐一致、和衷共济，实现政通人和，它形成了协商的和合文化。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就是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古代明君的治国之道，最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所以“和”不是整齐划一、完全相同、毫无差别，它承认差异性，允许和而不同，好比高手调羹，将众多原料化融为一体，材料非一，而味道至美。正如《左传.昭公二十年》里晏子说：“和就像做肉羹，用 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师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通过交流、协商、沟通，求大同存小异，达成和谐一致，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了和谐一致，就能和衷共济，共担风雨、共渡难关。人和重在心合，“和衷”就是心合。政协工作要求与党同心同向同行，合心合力合拍，汇聚各方磅礴力量，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
威在中央的核心意识。“威在中央”包括认同中央、维护中央、服从中央、强化中央，形成众星拱北、万水朝东，它形成了协商的政治文化。
首先认同中央。《周易》里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就是明确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政治定位。
其次维护中央。中央是核心，权威在中央，号令既出，山鸣谷应。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强调中央是不可撼动的绝对政治权威，事在四方，威在中央；落实在地方，决策在中央。中央秉要执本，决策内政外交一切重要、重大、紧要事情，拥有军、政、人、财、物的一切权力。中央权威越大，国家运转越顺畅，国力就越强大；中央权威失落，国家就会政出多门，地方就会各行其是，国家可能分崩离析。孔子早就指出了这种后果，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这是说天下治理有道，制定礼乐、决定战争的权力出自中央；天下治理无道，制定礼乐、决定战争的权力出自地方诸侯。若出自诸侯，传十代很少有不失去政权的；若出自大夫，传五代很少有不失去政权的；若出自卿、大夫的家臣，传三代很少有不失去政权的。
三是服从中央。孔子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事上也敬”就是地方、下级的政治站位，认认真真贯彻落实好中央决策，要有“一片丹心报天子”的忠诚意识，要有“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颠之倒之，自公召之”的听命意识，要有“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担当精神，要有“执戈王前驱”“提携玉龙为君死”的献身精神。古之君王、天子，犹今之党和国家。
四是强化中央。《中庸》里强调：“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白虎通·诛伐》：“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诛不义者，所以强干弱枝，尊天子，卑诸侯也。”因此，孔子呼吁顶层设计在中央，不在地方；政在天子，不在诸侯。
协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围绕中心，紧扣热点，建言一针见血，资政务求实效。
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执两用中”包括正确识中、正确执中、巧妙用中、尽量适中，是适中之道、适宜之道，这是协商的方法论，它形成了协商的变通文化。
正确识中。古人认为中庸是做人的最高道德，是做事的最高境界。孔子曾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恐怕是最高的道德了吧。孔子还感慨地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国家是可以治理好，爵位俸禄也可以辞掉，白晃晃的刀刃也可以踩上去，但中庸是不能做到的。
正确执中。就是顺应民意，善于把中庸之道用之于民。孔子称赞舜在这方面有大智慧：“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两端”就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一端是“过”，一端是“不及”。舜能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从而采用最适中的办法治理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能成为圣人舜的原因吧。
巧妙用中。就是要通权达变、灵活变通。孔子说：“深则厉，浅则揭。”是说如果徒步过河，水深就连衣下水，水浅就撩起衣服。可见过河都要因应实情。“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没有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走进死胡同。“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天地配称广大，四季配称变通。春夏秋冬，四季错行，万物各随其性，各顺其时，各遂其生。
尽量适中。就是在具体问题上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中庸，但尽可能适中。孔子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富有德性而又好学，知识广博而又精深，处事高明而又奉行中庸。《中庸》里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者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者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在中庸与极端上，君子时时都做到适中而不偏激，小人肆无忌惮走极端。
中庸不是当好好先生，不是做骑墙派，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兼顾各方、双赢双胜、善作善成；做得妥妥贴贴、不过不及、恰到好处。
政协工作的中庸之道就是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容言纳谏的改过理念。“容言纳谏”包括设置言官、提倡进言、允许直言、虚心容言、言者无罪，以此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兼听则明，它形成了协商的谏言文化。
在设置言官方面，古代设有专门的谏官、谏议大夫之类的言官，“尧有谏鼓之悬，舜有谤木之立”，明朝的言官保持在两百人左右。
在提倡进言方面，古人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勿惮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历来有“纳谏则世治，杜谏则世乱”之说。认为谏言是改人之过的直接方式。古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之说，谏言若切中肯綮，方法对、用得上，就会纠正失误、扭转被动，甚至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伟力。
在允许直言方面，古人认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认为发现自己的过错往往需要别人的慧眼，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改正自己的过错往往需要别人的督促，因为刮骨疗伤、革自己的命是痛苦的。“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因此，谏言不是一般的说说而已，而是逆耳的直言、刺耳的正言。“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言官“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他们坚持“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文死谏，武死战，如古代魏征、司马光、苏辙等。
在虚心容言方面，保持“四毋”的良好心态，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不妄加猜测，不认为必然如此，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虚心容言，谦恭受教。“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以宽广的胸怀笑纳苦口良药。
在言者无罪方面，古人强调君子责诸己，小人责诸人，提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舜帝曾这样祷告天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若有罪过，请不要怪罪各方；各方若有罪过，这罪过在我一人身上。这是圣人责己。孔子认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有便佞，损矣。”直言者不但无罪，而且是益友；巧言者佞言无补，必定是损友。
协商是一项语言活动，要交直友、谅友、多闻之友，欢迎诤言、广集良言、广采善言，拾遗斥谬，补偏救弊；同时，政协委员在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时，要是实事求是，敢于直言。
谋及庶人的平民精神。“谋及庶人”包括谦尊庶人、询于庶人、采纳建言，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大胆启用，它形成了协商的礼贤文化。古代贤明的君主能做到“南面而听百里”。《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是说就是割草打柴的人，也要向他们请教。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国家大事既要“谋及卿士”，也要“谋及庶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治臣十人，这是“谋及卿士”；齐桓公拜管仲为相而成就霸业，文王访贤于杀牛卖肉的吕尚而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中兴，成汤拜孤儿厨师伊尹为相而灭夏桀，刘备三顾茅庐于孔明而确立了三分天下的策略，这些是“谋及庶人”。
下下人有上上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协商就是要坚持协商于民，问政于民。
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当家做主”包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尽责，它形成了协商的主人文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法理基础，归根结底就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为此，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政协坚持众人的事由众人来商量，让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政协委员来自人民，委员参与协商，体现了主人翁精神。委员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们心中有民，协商为民，结果利民，体现了委员为国履职，为民尽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为共产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找到了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二、协商文化的人性特质
文化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人性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同样如此。
坤元之美。坤元之美是顺承之德。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切变化运动皆可以归于阴阳消长。纯阳谓“乾元”，起创始、施予、主动和主导的作用；纯阴谓“坤元”，起完成、接受、被动和服从的作用。《周易.乾》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是说伟大刚健的乾元之气，万物赖以创始，于是它统御了天道运行规律。《周易.坤》彖辞：“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是说至大柔顺的坤元之气，万物赖以生长，因为它顺从秉承了天意。
“乾元”以天为象，是创始万物，是大统帅，职责是“资始”，特征是“统天”。“坤元”以地为象，是生成万物，是追随者，特征是“顺承天”，如同大地柔顺服从，接受上天施予，完成万物化生。乾为主，坤为配，坤顺承乾才变得有意义。因此，坤元之美指坤追随乾、顺承乾、配合乾之德，也就是曾子所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政协既在其位谋其政，更要找准自己位置，不越位代理，不越俎代庖。
君子之德。君子之德是温润、谦逊。谦谦君子，其德如玉，玉石细腻温润，有韧性而不刚硬；色泽柔和，有光芒而不耀眼。协商坚持平等和谐，不咄咄逼人，不软逼硬压，大家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其娓娓道来亦言之成理而服人，其谔谔之言亦言之切切而醒人。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胸怀博大，如大地之厚德载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合共生，美美与共；如天空之容日月星辰，众星错行而不相妨，灿烂自己，共耀苍穹。人民政协具有极大的包容精神，《共同纲领》之“共同”，体现了多党合作的包容性；政协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港、澳、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邀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体现了政协组织的包容性；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之“统战”，体现了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包容性；政协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占多数，体现了委员构成的包容性；政协履职是平台载体而不是实施主体，体现了政协不强加于人的包容性；政协主要是实行协商民主而不是票决民主，对委员的发言，既察纳雅言，又兼容并包，体现了政协民主政治的包容性。
将军定力。将军定力来源于政协有党的领导这个主心骨。将军定力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表现在开阖有度，收放自如，把控得当。协商建言允许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允许一己之见、个人看法，但不是漫无目的、毫无原则，必须坚持原则不动摇、坚持立场不含糊。既实事求是讲真话，也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政协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坚持底线思维，保持静气和定力，牢树“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和人民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贯穿于人民政协的全部工作。
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爱国如爱家、有国才有家的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里写道：“烈士之爱国也如家。”政协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贤达济济，他们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他们有“君子忧道不忧贫”的真理追求，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抱负，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民情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有忠不避危、犯颜谏诤的进言传统，有“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爱国深情，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义利权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壮烈，有“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的报国壮举。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指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所具有的精神品质。孔子的弟子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是说各个行业的工匠要在作坊里反复琢磨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君子要专心学习才能掌握人生大道。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体现了政协工作的精一性；全国政协的“双周协商”“联动协商”，各地开展的“有事来协商”等活动，体现了政协履职的工匠精神。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把专门协商工作做专、做精、做特、做出品牌，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协商文化的培育方向
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要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培育。
突出政治性。政治性体现党性，是政协之“魂”。中国共产党是“主心骨”，是“定海神针”，是万山磅礴的“主峰”，具有“压舱石”和“定风波”的伟力，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制胜法宝和履职“硬核”。政协是政治组织，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党的领导，把政协工作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链条中，增强政协参与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有政治高度的人民政协就能以道交友。
突出人民性。人民性是政协的本质属性，是政协之“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坚持人民至上，牢牢根植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协商选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结果形成坚持聚民之慧。有民生温度的人民政协就能与人民永远在一起。
突出专门性。专门性赋予了政协肩负的政治责任，是政协之“位”。协商渠道有多种，协商阵地有多个，而专门的协商机构只有人民政协。从国家治理体系的最高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人大是立法机构，政府是行政机构，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专门性包含因政协大联合、大团结性质能搭建各党派各界别委员履职大平台具有的专属性，因围绕中心履职尽责、协商于实施之前和实施之中而具有的专责性，因上下级政协具有相同的专委会设置而具有的履职专职性，因一事一协商、一事一提案而具有的专题性，因由界别组成、不乏专家学者型委员而具有的专业性。政协工作就是专门为协商搭台。有术业专攻的人民政协就能不负使命。
突出平等性。平等性体现相互尊重，是政协遇事商量的姿态。不论在议政殿堂，还是在竹篱茅舍，政协都要牢树“协商共同体”意识，协商过程要坚持平等亲切、相互尊重，以诚待人，以商求同，增强委员的发声欲、荣誉感和担当意识，使有话能在政协说、敢在政协说、想在政协说。委员要坚持理性平和，长远、辩证看待事物，不当喷子、不拍桌子、不吐唾沫星子；政协要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梳理共情共识，疏导情绪认知，解思想之惑、观念之偏、矛盾之结，发蒙养正，实现“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切实做到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相互尊重的人民政协就能厚德载物，如孔子所言“与人交，久而敬之”。
突出开放性。开放性体现民主性，体现“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这是政协之“道”。政协是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发挥作用的大舞台，是能听到各种声音、发表各种意见的大场所，是能聚同化异、转化人心、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的大熔炉。协商选好题，搭好台，对好话，会诊问题，靶向治疗。不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不演独角戏，要搞群英会；不唱单声部，唱出多声部；不搞“清一色”“单打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开放性还体现在时代性，协商合为时而做，搭台合为事而商，与时代脉搏同跳动，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开放性彰显人民政协大格局、大胸怀。有气量襟度的人民政协就能如海纳百川，自成江河；如山不辞土，故成巍峨。
突出创新性。创新性体现了进步性，是政协活力之源。要不忘初心，守正创新，“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以协商之治助力国家之治。“守正”就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创新”就是要调研下好先手棋，议政棋高一着，解决问题死棋变活棋；要在建言资政上有真知灼见，己意新出，能望闻问切，点石成金，求同成事，以“高言值”体现政协的价值；要能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广泛形成共识、凝聚共识、传播共识、扩大共识；要在协商方式更灵活、机制更健全、内容更丰富、特色更突出，成效更扎实，体现“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创新使政协履职始终行走在春天里，生机蓬勃，活力无限。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复兴路上，人人都是参与者，都是答卷人；复兴路上，没有坦荡如砥，没有一帆风顺。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的优秀政治文化孕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一定会在民族复兴路上大有作为。
（作者系达州市达川区政协原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