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东：从管理学角度看提高协商效能
作者： 来源： 发表于：2021年01月01日 文章点击数：5112
从管理学角度看提高协商效能
渠县政协常委、县文联主席 张世东
习近平总书记讲，“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个论述第一次科学精准的指出了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的关系，对今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行稳致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主协商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要形式和根本手段，始终贯穿于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中。协商效能的有无与高低直接关系着人民政协的工作成效，体现着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本文试从管理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初浅探讨。
一、从威尔德定理看协商的边界范畴
“威尔德定理”是来自英国管理学家L?威尔德一句十分经典的话“人际沟通始于聆听，终于回答。”威尔德对沟通进行了“自始至终”分析，他既看到沟通的起始，又看到沟通的终结，仿佛沟通也是一种有兴衰起落、有头有尾的生命。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里，政府更需要通过沟通来获得各种有用信息，而面对沟通的复杂性、艰巨性，人们却常常为之感到举步维艰。协商民主就其实质来讲就是沟通，只不过是扩大了人群的政治层面上的人际沟通。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越到基层协商范畴越狭窄，协商边界越模糊。
从政协的发展历程看协商的范畴。政治协商、协商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明，体现了中国式“你没有我有，你不能我能”的政治优势。回顾人民政协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民主和团结是其主题，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特征。在这个制度刚刚诞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我们政府的性格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称他是个商量政府。”周恩来同志说，“政协重在民主协商，不重于形式上的通过和多数的表决。”除建国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建国定都确立基本制度外，人民政协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履行职责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对完善民主政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实现民族复兴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政协提出新要求，“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积极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情况开展民主监督。”
从政协的基本职能看协商的边界。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中政治协商是最基本的、处于第一位的，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本质上仍是政治工作，这就决定了政协首先是一个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寻求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其基本属性，这也符合人民政协成立之初的定位。无论方式还是内容，现实中的民主协商尤其是地方或基层，在政治方面着墨很少、参与面窄，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也就使政协作为政治机关参与国家治理的作用受到限制，在目前的基层“四大家”的政治治理架构中处于弱势。如果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内容拿掉，就会变成买椟还珠、舍本求末。另外，从政协三大职能在基层的履行情况来看，存在着使用频率与重要性“反向”关系的现象，即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少、参政议政多，参政议政方面调研视察少、提案建议多。统观当今各地政协委员的提案，基本都只属于建议、协商的“软意见”，且多数集中在文化、教育、环境等并非重大事项的领域。这就说明，基层的政协有被单纯视作“智库”的趋势，协商民主只是提提意见建议而已，缺乏多方的参与互动。
从基层的现实情况看协商的效能。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关键词——全过程、相互贯通、双向发力等可以看出，政协应该成为各界的集合场、观点的交流场、共识的凝聚场、利益的平衡场。只有这样，政协才会富有生机和活力，否则就会沦为政治的花瓶。从实际情况来看，随着政治事务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或对协商民主的边界范畴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基层在协商范围和议题上往往陷于随意性、狭隘性的操作，或是沦为对重大决策细枝末节的阐释，或是沦为对工作部署无足轻重的补充。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并且汇聚了各方面的精英人才，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向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然而现实中，出于提高行政效能、领导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往往是大事不协商、小事懒协商、重要的事不愿协商、政治的事不善协商，装聋作哑的现象司空见惯，既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损失，也为委员履职带来消极影响。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协商民主的认识上更加精准。坚持准确的性质定位，有序有效推进专门协商机制的制度建设。要明确政协不是权力机关、不是立法机构，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政治优势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明确政协作为组织和承担协商任务的机构，不是协商主体，而是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不是“和”政协协商，而是“在”政协协商。另一方面要在协商范畴的界定上更加精准。有效沟通始于聆听终于回答。从威尔德定理，我们应该得到启示。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阵地，首先要恢复其政治属性的本来面目，把政治方面的大事要事关键事纳入协商范围，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从而做出全面科学精准的决策。而不是把政协作为应声虫、传声筒。另外，有必要在协商范围、议题设置、意见征询、结果反馈等制度、机制方面作硬性的规定，使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避免随心所欲。
二、从隧道视野效应看委员的协商能力
隧道视野效应指：一个人若身处隧道，他看到的就只是前后非常狭窄的视野。拥有远见和洞察力，视野开阔，方能看得高远。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件事情，重要的不是现在怎样，而是将来会怎样。要看到事物的将来，就必须有高远的眼光。隧道视野效应告诉我们，若想让自己有开阔的思路和长远的眼光，就应该站在高处、站在开阔的地方，就要去拓展眼界，增长见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多识广、深谋远虑。
政协委员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主体。懂政协、善议政、会协商是政协委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与能力。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主体，是人民政协的资源优势所在，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和实现功能的依托，是决定协商效能的关键所在。政治协商是使群众意愿进入决策程序的重要渠道，民主监督是维护群众利益的有效方式，参政议政是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的有效途径，而人民政协要真正履行好三大职能，取决于政协委员的高质量参与，取决于政协委员履职价值追求，最基本的则是取决于委员的素质能力、视野和眼光。只有这样，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才会得到极大挖掘和有效发挥。否则，协商民主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管理偏好与人事格局影响协商质效。政协委员的协商能力主要包括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等。在此，我们主要探讨的是造成政协委员隧道视野效应的其他情况，而这往往被人所忽视。政协委员一般都是在本单位工作成绩出色、在本职工作中具有专业技能、在本系统中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士，人品好，人格好，人缘好。就体制内来说，现实中的政治人事安排格局，决定了政协委员的来源往往不是单位正职。就乡镇（街道）来说，党委书记往往被安排为党代表，乡镇长往往被安排为人大代表，党委副书记则被安排为政协委员。一个人的政治视野与学识水平，虽不完全与职务高低挂钩，但这种“一刀切”“整齐划一”的人事格局，使政协委员的政治视野和专业视野相对同一、相对狭窄，往往不能达到高质协商、有效协商的目标。
本领恐慌与民主氛围影响协商质效。政协素有“人才库”、“智囊团”之称，聚集着社会各界的大批优秀人才，不少委员具有专门优势，熟悉法律，懂得科学，了解经济，善于管理，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参政议政考验的不只是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代表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即政治参与能力；决定协商质效的不只在于委员本身，更在于委员本身之外的民主氛围。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隧道视野效应在政协委员身上越放越大。如因为政协委员结构受到制约，部分体制内的委员在实际履职中，常常会因部门单位利益，而出现“不宜批评”、“不敢讲真话、实话”。其次，界限设置受制，社会中出现的新型阶层作为社会精英的荟萃之处，在政协中没有相应的界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协商质量。再次，主政者的宽广胸襟与政治的民主氛围也决定了委员敢言与否，特别是体制内的委员，有时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不敢讲真话，往往只讲正确的废话，就是只管政治正确不管真相有无。
提高委员的协商能力要多措并举。政协委员主要是当地各人民团体和有影响、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各行各业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基层。这些政协委员既是建言献策者，又是第一线的生产劳动者，他们发出的声音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虽有时偏激，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为了提高协商质量，政协委员的来源要打破既有模式，要打破职位、职称的界限，构建有政治觉悟、有参政意愿、有社会视野、有专业知识、有求实精神的队伍。要改变组织单一决定的办法，把选择权交给个体，实现个人意愿与组织意图的双向选择。要加强对政协委员的培养和锻炼，提升参政议政的能力。要随社会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变更界别设置，把新的社会精英充分吸纳进来。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敢讲真话、不怕讲真话、敢于容纳不同意见的民主政治氛围，只有这样，协商民主之花才会越开越美，越开越灿烂。
三、从凝聚效应看委员的协商意愿
社会心理学家沙赫特曾就群体凝聚力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这一课题进行过试验。在别的因素保持不变的状态下，企业的凝聚力越大，这个企业的生产效率就越高，企业也就越有活力。这个试验的结果提示管理者注意，必须在群体凝聚力提高的同时，加强对群体成员的思想教育和诱导，克服群体中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这样才能使群体凝聚力成为促进工作效率的动力。对群体成员的思想教育和诱导是管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
委员的主观能动影响协商意愿。政协职能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政协委员有组织地履行职能活动来体现。政协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委员意愿的生发，取决于主体作用的发挥。有些政协参加单位和界别把政协委员名额作为一种“待遇”来分配，把一些不具备政协委员素质的人推荐给政协，有虽然注意了代表性和政治素质，但对于作为政协委员必备的其他条件重视不够，致使一些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实际能力不足。有的忽视了被推荐者本身是否具有强烈的参政议政的主观愿望和要求，导致一些责任心不强的人进入政协委员队伍。一些政协委员在入职时对人民政协认识不够，对政协委员的职责和作用不了解，光荣感有余，使命感不足，根本就没有履职的意识和准备。
委员的自身感受影响协商意愿。政协章程虽然规定了政协委员义务，但事前没有与候选政协委员进行责任约定，没有得到政协委员接纳，政协委员入职后再做事后要求就很被动。政协委员的兼职性是影响政协凝聚力的先天原因。它不像一个部门或机关，有着共同的现实的切身利益，是一个最亲密的“命运共同体”。其次，政协委员来源于四面八方，他们相同的是共同的政治参与诉求，这是维系他们团结凝聚在一起的根本因素。但认识的差异、作为的不同会导致凝聚力有所弱化。如有的委员认识有偏差，认为自己人微言轻、作用不大；有的认为政协工作无关大局、难有作为；有的认为政协只是政治的装饰品，当不得真的；有的觉得政协委员是荣誉不是职务，是光环不必出头。
政协的制度服务影响协商意愿。影响凝聚力的另一因素则是政协机关对政协委员重管理、轻服务和对工作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还或多或少的存在，从而影响到了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发挥的积极性。在机制建设方面，政协委员履职成果的转化机制不全。对政协委员的提案、社情民意、调研报告、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等反映的意见建议，未能建立一套相应完备的办理落实及反馈机制，政协委员履职缺少刚性支持，如政协委员的民主监督、协商建言得不到刚性的制度支持，所以政协委员在民主监督的实践中心存顾忌。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把一个人自己选定的角色位置不因其他因素而发生太大变化的现象，称之为定位效应。定位效应的存在影响着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凡是认定的事情，多数人不原意轻易改变。政协委员作为一种职务，大多数人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愿意做一个履职尽责的委员，而不是哑巴委员、举手委员、僵尸委员。而这又取决于委员在政协的协商民主中有无存在的价值，价值几何，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发挥多少作用？否则，“不值得效应”就会在委员身上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