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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关于习近平“六种思维”科学内涵的思考

作者:毕瑛涛 来源: 发表于:2021年08月21日 文章点击数:423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全党领导干部的思维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指出,全党要“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领导干部思维建设的观点。2019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讲话指出: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由此,习近平“六种思维”思想整体性正式公开出现。

从目前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异常复杂性局势研读,全党要担当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重视全党“六种思维”的提高,意义极为特殊特别。

一、中国共产党党情的特殊性,是提出提高“六种思维”能力的自然前提条件

从历史特殊性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与传统悠久、地理与位置特别、文化与形态独特、民族与族群众多、民族与特性独特的国家,引领国家发展进步,其难度与艰巨性不言而喻。特别是1840年以后,中国自身封闭式内练式内向型自我发展的路径被彻底改变了,中国在自身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制度准备、文化准备、社会条件、经济科技条件准备的前提下,被西方文明无情地冲击和强势改变。国势衰微的影响与后果,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舞台上可谓真正的“倒下去”了。基于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优于其他中国社会力量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建立起中国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取得了辉煌成绩,开创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更加激发起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原动力与进取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辉煌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客观地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土壤,党内自身一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或者形成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和解决,有些问题的解决呈现出持久性长久性特征。譬如党内存在着的理想信念问题、政治建设问题、形式主义问题、自由主义问题、政令不畅问题、怠政懈政问题、腐败问题等等。虽然党执政已经70年,“为谁执政、怎样执政、怎样才能执好政、怎样才能做到长期执政”的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不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面临着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是异常尖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这些问题的存在和真正解决,既需要党内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也需要不断提高“六种思维”的能力。最近几十年来,党内同志对经济工作是专家、是行家里手,抓经济工作有行云流水、得心应手的感觉。但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和国家必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同步进行。尤其是,在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时,不断提高“六种思维”能力的重要性特殊性就决定着必须更加高度重视解决好这一问题。

二、科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六种思维”的科学内涵,决定着“六种思维”能力提升的质量与有效性

思维问题,历史悠久,本身属于哲学范畴,既是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处理问题的艺术。二者相互相成,互相交叉、互为存在前提。思维方式其内涵十分丰富,习近平总书记目前针对中国当前实际,重点提出了“六种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对其六个方面的思维的科学理解,本质上决定着“六种思维”能力提升的质量和有效性。

战略思维。一般而言,战略思维的拥有者是指思维主体(个人或集团)对关系事物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战略思维涉及的对象大多是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和人与自然的复合系统及复杂过程。战略思维的关注对象与目标,就时间概念而言,属于中长期的目标任务。近期关注的对象仅仅属于战术目标,而非战略目标。著名学者张文木认为,“战略和养生同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战略也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无疑是一代伟大而杰出的战略家。毛泽东对战略学理论也很有建树,写下了一大批战略学论著,比较有影响的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关于重庆谈判》等等。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战略艺术的思想修养与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深深地影响着整个解放战争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纵观当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是新时代中国战略思想家的重要成果。

历史思维。历史思维就是历史意识。晓山在《党建研究》2019第二期发表的《谈谈领导干部要强化的几种意识》一文中指出:“所谓历史意识,就是用联系的观点、纵深的眼光把过去、现在、未来看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笔者认为,历史思维,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科学梳理、对历史问题的深入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认真研究,充分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汲取推动历史发展的智慧和方法,预览历史发展的未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历史学家钱穆对学习中国历史提出了独特的视域,他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篇便指出:“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黄。)”“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一版)钱穆先生在这里提出了四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标准),即了解本国历史才是“有知识的国民”;对本国历史应该怀有“温情与敬意”;对本国历史不能心存“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由此系国家“乃再有发展”的希望。可以说,这四个观点,既是历史思维的目的要求,也是历史思维的组成部分。放眼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出现对中国历史无知、对中国历史持激进主义态度、对中国历史持虚无主义历史观的人和现象,不是个别与偶然。特别是一些人以探求历史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揭秘历史细节为油头,制造历史虚无主义,煽动偏激历史观,其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各个层次思想混乱,对国家、民族、未来迷茫迷失,对中国数千年文明不自信,甚至持完全否定、彻底批判的态度,由此自然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文化要求、政党选择、价值追求等等方面产生怀疑、质疑的现象,就必然是一种“正常”的结果了。还有一些人对中国历史“戏说”,或者进行碎片化研究,其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至于那些对中国历史、对中国革命史进行戏说的人,其用心与目的昭然若揭。学者李国强和孙爱东在2019年半月谈(内部版)第二期的《历史,文化自信中最深厚的环节》一文中指出:“戏说历史的泛滥,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产生了负面作用。”“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真谛,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

辩证思维。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辩证思维是反映和符合客观事物辩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思维。其特点是从事物的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中,从其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整体上、本质上完整地认识对象。辩证思维运用逻辑范畴及其体系来把握具体真理。辩证思维既不同于那种将对象看做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也不同于那种把思维形式看作是既成的、确定的形式逻辑思维,它是辩证逻辑研究的对象。人类的辩证思维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辩证思维的终极目的是准确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辨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步推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作为当代中国一个整体性的客观事物,对其本质性认识还有很大空间,并因此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待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依然突出尖锐,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依然严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党执政所面临的“四个考验”问题、党内长期存在的“四个危险”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究其原因,党内辩证思维能力的整体性不足成为关键因素和要害因素。值得关注的是,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是将辩证思维放在创新思维后面的,2019年1月的中央党校讲话中,将辩证思维放在了创新思维前面,这种位次的更替,昭示其重要性特殊性不言而喻。

创新思维。学者姚本先认为,创新思维是指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通过这种思维能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到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笔者认为,创新思维的成果,应当体现“既意在其中,又在其意外”的辩证思维特点。意指创新的结果应当必须是以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为前提,绝对不是完全不顾客观事物发展基本规律、完全另起炉灶、完全脱轨脱道的产物;同时创新成果又不是完全因循守旧、照葫芦画瓢、完全中规中矩的产物,而是在遵循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方式方法、技术手段、体制机制、方案规划等等方面与过去时代同类型工作成果的巨大反差和巨大不同的成果。从这个角度辨析,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实践史无疑是一部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创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的确认是创新……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矛盾异常复杂尖锐。特别是当前的改革攻坚克难,首先就绝对不是1978年改革原点的重新开始,更不是40年改革路径的再次重复,还不是简单的对所面临问题的修修补补。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别的出路和现成的依靠,必须以创新思维来解决,也只能在不断的创新中去解决。

法治思维。学者杨永加认为:“法治思维是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准绳,它要求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简言之,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各种规定转换为、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实际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基于法律规范的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因此,法治思维需以法治概念为前设。从本质上讲,法治思维就是一种内化于心的强烈的规则意识、规则行为、规则冲动、规则捍卫、规则评价。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历史,尽管各个国家对法治概念之认知不完全相同,但究其核心内涵包括精神、实体、形式等层面诸要件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名目繁多的国际法就是最好的例证。观察当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基本形成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全社会在法治概念上的初步共识已基本具备,这是法治思维命题提出的重要前提。然而,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特殊的文化背景、特殊的发展过程,对现代法治的认同与接受,还是相对漫长的。就一般普通老百姓而言,偏好“熟人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偏好“合情合理合法”而不是“合法合理合情”、偏好钻研规则的空白地带而不是对法治心存敬畏奉若神明。就领导干部而言,偏好“个人说了算”而不是规则说了算、偏好对规则心存“叶公好龙”式的感觉而不是真正用法治思维进行决策、偏好对规则是随意性而不是敬重规则的严肃性。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开了法治、规则对中国社会的管理与调节,只能是空想。

底线思维。百度认为,底线思维(bottom-line thinking)是一种思维技巧,拥有这种技巧的思想者会认真计算风险成本,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并且接受这种情况。底线思维自然会对当代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产生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底线思维”的命题,其实这里的底线思维是一种唯物辩证法,是“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他对一些重要领域要坚守底线作过深刻阐述:一是道路方向问题方面,强调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二是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三是依法治国方面,强调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四是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强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五是外交战略与政策方面,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等等。当前,必须准确把握这些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决不能触碰、践踏和逾越那些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界限,不断增强坚守底线的坚定性自觉性,在“有守”与“有为”上实现有机统一。总而言之,底线思维不是消极懈怠、无所作为的被动性思维,而是典型的积极防御思维。

三、厘清“六种思维”之间的关系与定位,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六种思维”的准确掌握和科学运用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种思维”思想正逢其时,对指导中国当前社会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六种思维”本质上是一个逻辑体系,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必须将“六种思维”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理解了把握,不能片面地、形而上学地、只言片语地理解“六种思维”命题。

战略思维是统揽。“六种思维”命题的出发点,具有对余下五个思维具有引领作用,是六种思维中最能体现整体性、决定性性质的,因此排在第一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很明显,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考战略思维的前提与总目标。一切工作、一切奋斗、一切努力、一切坚忍不拔的攻坚克难,都是为了这个“使命”的实现和成功。这个战略思维对后面五种思维的决定性、引领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思维是依据。没有历史思维,战略思维的底蕴则必然不足。所谓历史思维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科学梳理、对历史问题的深入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认真研究,充分总结概括提炼出历史发展规律,进而汲取推动历史发展的智慧和方法,预览历史发展的未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他还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 事实上,战略思维的真正确立确认,需要历史思维提供支撑,需要对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科学梳理,需要对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进行既整体性也本质性的把握,需要历史经验的古为今用。显然,历史思维的重要性必然性以及无法替代的作用,每一个执政党成员不可能回避,只能严肃客观地对待。没有历史思维的人,无法真正履行历史使命、完成历史任务。

辩证思维是方法。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必然和必须运用辩证法思考问题,而不是形而上学地思考问题。要把握问题的多样性,多层次分析问题,多角度观察问题;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思考战略问题,思考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的决定性因素,分析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的影响面影响质;要善于思考充分运用主要矛盾的影响力引导次要矛盾向主要矛盾方面转化;要充分思考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作用,引导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引导矛盾的次要方面的作用发挥在可掌控之中;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战略问题中的各种要素,既要一分为二,又要一分为三,还可以一分为若干,为战略问题的最终决策与定夺提供最大值的权重。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指挥抗击新冠状肺炎过程中,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思维方法。有评论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这“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只有集中力量把重点地区的疫情控制住,才能从根本上尽快扭转全国局面,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深刻道理。”总而言之,战略思维离不开辩证思维的相助。

创新思维是思路。实现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和壮举。众所周知,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经历了“倒下去”的磨难与痛苦。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实现了“富起来”。历史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要实现“强起来”,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如本文前面论述,辉煌成绩取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不论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没有一样在教科书上有现成的答案,没有一样是前人事业的简单复制,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精神的结果。西方哲学家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人不能同时掉进同一条河流。要保证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战略思维过程中,务必秉承创新思维,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的初心、肩负的使命决定了这是必然选择。

法治思维是规则。围绕战略思维的终极目标进行思考,在法治思维方面,自然重点是规则的思维。如前面分析,法治思维在整个战略思维的推进过程中,应当重视和关注的是执政党和国家整体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有序性与有绪性原则的体现。有序性原则,即是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应当有节奏感,犹如一部大型的交响乐,和谐而美妙,层次而动人;有绪性原则,即是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应当有条理有逻辑关系,在实践中表现出有先有后、有因有果,收放自如。有序性原则与有绪性原则的统一体,就是法治精神、法律制度、规则意识。离开了法治思维,必然导致社会失序乱绪,贻误战略思维的有效性进行。譬如在战略思维的推进过程中,自然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去防止国际上目前比较泛滥、甚至在一些国家、一些地区失控的“泛民粹主义”现象对中国的影响。2020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显然,法治思维得到了正确运用。

底线思维是边际。所谓底线,从汉语的本意上理解,就是数学上的边际概念。从整体性战略思维把握,在实践中应当不少于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国家的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价值观等等领域的问题,是有底线、有边际的,是不可以也不能商量的,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和讨论的空间的。二是个人部分。包括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内,其内在的个人把握一方面需要法律的底线与边际,另一方面需要道德的底线与边际。从公民层面看,以法治为基础和依托;从人民层面看,以共和国主人身份为前提和基本要求。社会成员应当实现两者的有效统一。战略思维中的底线思维意识充分,也是保证在运用战略思维分析重大问题时不越距、不脱轨、不误判、不犯原则性错误。

四、历史思维的特殊性与特殊作用,决定着历史思维必须而且应当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不同场合提出重视领导干部思维方式的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五种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命题。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增加了 “历史思维”。不难看出,历史思维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从提升历史思维能力的视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的若干重要观点值得关注。

(一)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个观点既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习近平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面对这个观点,自然会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要观点:“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由此可见,历史学的地位是多么独特。正因囿于此,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8年下半年成立了历史研究院。

(二)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实际上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种历史观。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这实际上阐述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血脉与渊源的这个重要问题。他还深刻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从这个角度思考,自然会得出重要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也因为如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其深刻意义不言而喻。

(三)从历史中把握历史规律, 取智慧、走向未来。西方哲学家培根的那句话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读史使人明智。的确如此,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他还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善于从历史是学习中国共产党取得事业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今后依然必须发扬这条好经验。

(四)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中国历代政治家都十分重视从历史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治理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底蕴的国家,不懂历史、没有历史思维、缺乏历史感历史观,是难以担当重任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需要重视、研究、借鉴历史。这对我们丰富头脑、开阔眼界、提高修养、增强本领具有重要意义。”他还指出:“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全党历史思维能力的整体提升,对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实现历史使命至关重要。

(五)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这个观点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支点与基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的确,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清楚地明白,党的事业是薪火相传的,自己只是接力棒之中的一棒,必须将老一代的事业一代代传下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可以从中国革命史中获取力量。习近平还深刻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思维的相关论述,对于当代中共的领导干部,其要旨在于一要认真读好历史这本“教科书”,经常性地保持学习研究历史的热情和动力,养成学习研究历史的习惯,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二要认真用好历史这副“清醒剂”,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三要认真答好“时代答卷”,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树立正确政绩观,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答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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